1949-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
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2020年2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蔣經國私人日記，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本書作者林孝庭以大量中、英文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包括蔣經國日記的新材料與台、美、日、英新解密檔案，揭示19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後，台灣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
本書以三大篇十個章節的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的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的態勢，維持在台統治的正當性。
第一篇以三個章節窺探蔣經國與台灣的軍事情報、軍隊政工、國家安全、敵後工作的關聯，及其與美國情報機構──主要為中央情報局──長達三十年的愛恨糾葛，從五○年代初期到七○年代他主掌國政後發生的諸多爭議。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對五○年代白色恐怖所應負的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若將時間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在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格局壁壘分明的態勢下，蔣經國初掌軍情業務的過程中面臨了諸多挑戰，其蘇共背景也受到美國政府的強烈猜疑。五○年代起，蔣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互動秘辛，體現出台、美雖基於反共戰略的利益而關係密切，但彼此卻依現實權力的原則來運作。六○年代起，蔣經國逐漸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接班做準備，他逐步放下見不得光的情報業務，然而從1972年他以行政院長之姿出掌國政到1988年於總統任內逝世，來台後蔣經國賴以立足的軍事情報、國安與政工三大領域卻屢屢出現危機，迫使他必須以國家領導人親自涉入，設法管控危機並挽救危局。這些難題不但對其領導統御帶來沉重的壓力，讓台、美關係蒙上陰影，也對八○年代國民黨權力基礎與蔣經國晚年時的人事布局帶來深遠的影響。
第二篇以四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1949年後台灣的對外關係，其中台灣與蘇聯秘密外交的開展，以及蔣經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本書關注的焦點之一。六○年代起中、蘇共發生嚴重分歧，雙方的關係江河日下，同時間美國朝野謀求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而對美、台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讓台北與莫斯科在各自利益的考量下，逐漸接近並建立起接觸的管道，試探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於是，冷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地下交往，年少留學蘇聯的蔣經國便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國府冒著來自華府可能的不良反應，以及違背數十年來自身意識型態的教條與宣傳，而開展這段大膽的外交冒險與嘗試，其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兩蔣父子內心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七○年代蔣經國主政之後，台、蘇關係又呈現何種面貌？這些問題都成了待解之謎，也是本篇的焦點。
1950年韓戰爆發後，台灣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共產黨勢力的前哨站，歷經國共內戰失利、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再度成為美國的盟友。迄今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不論台、美雙方有無正式邦交，「對美關係」依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當今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台灣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都以赴美訪問作為爭取華府支持與累積個人政治能量的重要途徑。回顧歷史，1949年後蔣經國曾五度訪美（不包括1956年兩次密訪太平洋美國屬地塞班島），藉由「訪美」及環繞此議題所衍生的諸多紛爭，吾人得以一窺小蔣如何領悟台、美關係，以及這個議題如何牽動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關係。持平而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其對外政策經常是自身內政議題的延伸；而台灣的情況恰好相反，內部諸多政治角力與折衝，往往是對外（特別是對美）關係陰影下的投射，此種反差與對比，在小蔣歷次訪美所產生的問題上，被強烈地映照出來。七○年代以後，隨著華府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蔣經國時時刻刻都處在台、美斷交陰影的煎熬之下，他如何認知此種痛苦的關係？他如何設法在困境中保有國家的自主性，而不被美國老大哥牽著鼻子走？此刻影響美、中、台三角互動的變數有哪些？台、美斷交後複雜的雙邊關係之調整談判內幕又是如何？以上議題都是本篇探討的重點。
1949年以後，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維持與亞太各國的密切關係，對國府領導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日本乃東亞地區的龍頭，維繫台、日邦交是蔣介石內心的重中之重，但與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蔣經國，又是如何看待對日關係？就反共意識型態而論，冷戰時期台灣與南韓常被喻為「兄弟之邦」，彼此同屬分裂國家，同樣面對來自北方的共產黨敵對政權；就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擴散的角度觀之，台灣與南越的關係往往被形容為「唇齒相依」；除此之外，國府當局為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曾在東南亞地區暗中支援當地的反共勢力，輸出以反共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與情報外交，但同時也引發不少爭議，蔣經國如何協助其父親處理台灣與亞太地區各鄰邦的關係？其內心如何看待與這些周邊國家的往來互動？本篇都有生動的分析。
第三篇的三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台灣民生經濟建設、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與兩岸關係等議題的關聯。小蔣啟動國民黨本土化的工程，以及台灣逐步自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無疑是一條漫長、艱辛而曲折的道路。四十年來，蔣經國從最初主掌情治特務工作、參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經歷七○年代國民黨的正當性遭嚴重弱化，以及隨之而來風起雲湧的海外台獨運動與島內黨外勢力的急遽發展，直到八○年代他著手開啟全面民主化，其心路歷程與內心轉折為何？在台灣生活大半輩子之後，他對於島上總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是如何理解與認知？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於他處理省籍問題、台獨運動、本土化與民主化又發生了什麼作用？終其一生，蔣經國無法全然拋開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時期所留下來的憲政法統框架，以及父親留下來的「光復大陸」之沉重包袱，而主政後所面對的諸多內外艱困挑戰，又迫使他必須逐步讓政治走向「可控」與「有限」的在地化，並接受伴隨民主化而來的諸多政治遊戲規則，對於出身且得益於威權體制的蔣經國，其內心的痛苦轉折與體悟為何，將是本篇關懷的重點。
1949年以來，在國際社會中以代表「全中國」正統地位自居的國府當局，以「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與伴隨而來的軍事、政治與社會動員，相當程度化解了各方對蔣介石威權領導的反抗暗流。1971年秋天起，國府先後失去聯合國席位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承認，面對此一局面，接班的蔣經國勢必在國政大方向上有所調整。然而，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台北在國際社會深陷孤立，卻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契機。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開始走向理性化與改革開放，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艱困處境，也讓蔣經國必須以更務實和彈性的立場，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八○年代起，隨著國際間冷戰格局走向緩解，蔣經國成為兩岸融冰、終結彼此長達四十年隔絕的關鍵推手。小蔣在兩岸關係演變過程中的角色與心路歷程，四十年來國、共雙方擺盪於敵對與和緩兩端的複雜情形，以及美國政府在兩岸關係各個階段所處的關鍵地位，都是本篇最後一章所欲探究的重點。
縱觀1949至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何嘗不是二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作者： 林孝庭
出版社：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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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各位觀眾大家好，這裡是失敗人士的頻道，我是失敗人士，今天我要來講由林孝庭所著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這本書大體是蔣經國的傳記，講述蔣經國的生平，尤其是在台灣地區的時候，他的生活、他的政治鬥爭經驗、他跟外國尤其是與美國的交手紀錄、以及他的內政表現。本書的內容客觀、中立，作者運用大量來自台灣地區、美國地區、中國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等等的官方文獻與相關權威著作，引經據典，可信度高。而作者對於蔣經國的深刻見解，也提供讀者們針對蔣經國評價的參考。在這一集當中，我將會講述3個部分，1. 蔣經國在中國地區的經歷；2.蔣經國與白色恐怖的關係 ；3. 蔣經國在晚年所推動的本土化與民主化。
在介紹本書內容之前，我要先介紹本書的作者。林孝庭在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在某大學研究所讀完碩士之後，便前往英國與美國進修。2007年，他成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成為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除了本書之外作者還有一本令我甚感好奇的著作「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之後如果有機會，我也會講這本書。
那我們開始囉！
蔣經國在中國地區的經歷
在1925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推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當時但凡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大部分都會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學習蘇聯地區的社會主義思想，蔣介石也不例外。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從上海出發，經過海參崴前往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就讀，不久，蔣經國成為了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這裡要順便講一下，當時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的中國地區的學生，除了現在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之外，還有很多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黨員，像是葉劍英、鄧小平等。
1927年，蔣介石為了防止中共奪權，發動清黨，清洗國民黨內的左派人士與中共黨員，蘇共聽聞後非常火大，將中山大學大部分來自中國地區的留學生驅逐出境，但在史達林的授意下，為了未來蘇聯政府在與中國國民黨談判時，能多一個籌碼，蘇共將蔣經國扣留在蘇聯地區。1927年4月，從中山大學畢業的蔣經國，進入莫斯科紅軍第一師，學習軍事相關的知識。1933年，在中共的授意下，蔣經國被送往西伯利亞的一個工廠擔任技師，後來成為副廠長。在西伯利亞工作的期間，他認識了一位來自白俄羅斯的人芬娜，這個人就是蔣經國未來的妻子蔣方良。
兩個人在1935年3月結婚後，在同一年底蔣經國的長子蔣孝文誕生了。1936年12月，蔣經國正式成為蘇聯共產黨員。直到1936年12月，張學良與西北軍將領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挾持蔣介石之後，由於當時日本在滿洲地區的軍事擴張，讓史達林非常忌憚，因此蘇共透過中共要求釋放蔣介石，並且一改自1927年以來對國民政府的敵對態度，開始援助中華民國國軍對日戰爭，也是在這個時候，由於蘇共與國民政府關係的緩和，蔣經國才能回到中國地區。
各位收聽的朋友們一定要記得，蔣經國從1925年到1937年這12年的留蘇經驗，影響了他的一生，還有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對他的懷疑與忌憚。
1939年，蔣經國成為江西省贛縣縣長，根據書中所載，當時的贛縣經濟落後，大多數官員貪污腐化，地方勢力時常公然發生武裝衝突。接下贛縣這個爛攤子的蔣經國，以強制手段在當地實行禁菸、禁賭、清鄉，以及改革地方角頭勢力。由於他的施政觸犯了許多權貴的利益，使得當地出現了許多蔣經國的政敵，除了不利蔣經國的謠言被四處傳播之外，甚至還有人威脅要暗殺他。不過，相對於地方的資本鬼子對他的仇恨，當地的平民反而對他讚譽有加。蔣經國很喜歡到各地視察，與平民對話交流，從他當年所寫的日記來看，蔣經國是真心體卹平民的，這裡引用一句蔣經國日記的話「不憂社會上有貧富之分，而憂富者欺貧，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1941年，由於日軍的封鎖，江西的糧食出現短缺，蔣經國為了使平民免於飢荒，便開始計算人數授與糧食。在贛縣執政的日子裡，蔣經國的社會主義風格，使他關心平民的生活，並成功的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水平。
順帶一提，在蔣經國擔任贛縣縣長時，他跟他的秘書章亞若發生了婚外情 並且章亞若在1942年為蔣經國生了一對雙胞胎，也就是蔣孝嚴與蔣孝慈，而蔣孝嚴就是現在很有名的政壇人物蔣萬安的父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終戰後，國民政府便開始想辦法與史達林交涉，以便接收被蘇聯紅軍控制的滿洲地區。由於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兒子，並且精通俄語，蔣介石相信蔣經國對蘇聯地區的了解，會使得蔣經國在與史達林談判時佔上風，因此，蔣經國被派遣與史達林討論滿洲地區的事宜。只是，國民政府的牌失敗了，自從日軍終戰之後，蘇聯紅軍在滿洲地區駐留了10個月，除了拿走大量的資源之外，並將日本留在當地的武器裝備與其他資源，留給中國共產黨。這次與蘇共交流的經歷之後，蔣經國對蘇共恨之入骨，並且，這個恨意持續了他的一生。
時間到了1948年夏天，由於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地區通貨膨脹極為嚴重，經濟即將崩潰，為了挽救危局，國民政府決定推動金圓券改革，加強經濟管制穩定物價，試圖藉此穩定經濟情勢。上海作為中國地區最重要的經濟中心，蔣介石便將在當地推行經濟管制的工作交給他的孩子蔣經國，蔣經國到了上海之後，利用警察系統四處搜查、逮捕並且嚴厲懲罰觸犯金融管制法規的人。當時流傳著「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以及「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的口號，可以看出蔣經國滿滿的信心。一開始，蔣經國的行動獲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些觸法的資本鬼子被政府嚴辦，也使上海的平民願意配合政府措施，將自己擁有的黃金與美金換取國民政府的金圓券。
可悲的是，某些強勢的資本鬼子對蔣經國的金融管制陽奉陰違。1948年9月，由於上海的青幫會員杜月笙的孩子杜維屏，涉嫌囤積物資，遭到蔣經國逮捕，自己的孩子被逮捕後，杜月笙非常生氣，並指出孔祥熙與宋靄齡的孩子孔令侃的揚子公司也有囤積物資的情事，蔣經國聽聞後，下令查封揚子公司，逮捕孔令侃，然而，當宋美齡聽聞這個消息後，與她的丈夫蔣介石一同向蔣經國施壓，要求蔣經國放出孔令侃，在後母與父親的壓力下，蔣經國不得已，只好放人。這次事件對上海的金融管制措施傷害極大，由於政府失去公信力，導致平民不再願意配合政府措施，進而導致金融管制失敗，最後，上海經濟崩潰，加速中國國民黨失去中國地區，敗逃台灣。這次經歷使得蔣經國非常痛恨孔宋家族，尤其痛恨孔令侃，就算他成為了中華民國總統，對孔宋家族的敵意依然不減。
從以上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蔣經國性格的複雜性。他在蘇聯地區的生活經歷使他對平民產生了與一般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不一樣的態度。當時國民政府對平民普遍施以剝削與壓榨，然而蔣經國與他們不一樣，蔣經國關心百姓的生活與困苦，願意親自與平民交流，體察民情，並且對奴役平民的資本鬼子恨之入骨，動輒以警察與嚴刑峻法強硬對付。另外，關於蔣經國對蘇共的關係，雖然有過在蘇聯地區留學的經歷，然而史達林在有關滿州地區的事務上，觸犯中華民國的利益，使得蔣經國從此將蘇聯視為永遠的敵人，即使中國地區發生文化大革命，蘇共試圖與國民政府改善關係，並結盟消滅中共時，蔣經國依然不願意與蘇共交好。
現在我們即將進入第二部分，也就是蔣經國與白色恐怖的關係
白色恐怖是台灣地區許多人心中永遠的痛，在這場人為災難中，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孩子或其他的親人等，抑或是自己的朋友。據統計，受白色恐怖迫害的人可能高達10多萬人，而被槍決者超過3000人。蔣經國不但曾經是特務機關的領導，而且又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因此許多人認為蔣經國對於白色恐怖需要負極大的責任。當然，就我看來蔣經國對於白色恐怖的確擁有極大的責任，而且，即使他明確的知道，情報機關在整肅中共間諜時，有發生多起冤案，但他卻對此毫無作為，完全沒有想要阻止冤案發生，阻止無辜的人受到牽連、被槍決的想法，甚至他在日記裡寫道，白色恐怖是出自「革命的需要，盡一己之心力耳」。然而從書中看來，蔣經國似乎也有他自己的困境。即使他對白色恐怖責無旁貸，但是同志們依然可以聽聽，作者所找到的文獻以及作者的見解。
有時，白色恐怖會牽扯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政治鬥爭。這裡來舉一個例子，1950年，當時的台糖公司經理沈鎮南，因為遭人誣陷囤積物資以串通中共，在隔年遭到槍斃，而當時行政院長陳誠的妻子與沈鎮南的妻子認識，於是沈鎮南的妻子便希望陳誠可以幫忙，然而，陳誠回應這件案子是由蔣經國主持，自己無能為力。然而，事實上，這個案子的負責人是當年的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跟蔣經國完全沒有關聯，陳誠想要以這件冤案，詆毀蔣經國的信譽。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國民黨黨內鬥爭的激烈程度 。
在1951年發生的一件共匪案，使得蔣經國開始對特務機關產生懷疑與批判。在當年，一位蔣經國的部下黃密被調查局認為是中共間諜而遭到逮捕，在黃密被調查局拘留期間，他遭到調查局人員毫無人道的暴力拷問，以便讓黃密可以承認自己是中共同路人。當黃密受不了調查局的暴力逼供，被迫承認自己莫須有的罪時，調查局甚至開心的來向蔣經國邀功。在蔣經國介入調查後，黃密被證明沒有串通中共，並最終無罪釋放，然而，這件案子之後，蔣經國對特務機關為了快點邀功而捏造罪行的行為，感到極為憤怒。他在日記裡寫道特務人員「無道德，不知造成了多少的黑暗情形」在黃密被調查局釋放之後，蔣經國在日記裡寫道「黃密案發生之後，得到了很多的啟示，有許多人為了自己的立功，不惜犧牲人家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內，這就是所謂人吃人的社會，幹部有罪，應當嚴辦，敵人應殺，但絕不可冤枉人，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之後，在1959年當蔣經國檢視姚國驊匪諜案時，他發現處理這個案件的警備總部副司令李立柏，為了打擊當時的參謀總長王叔銘，而王叔銘與姚國驊是好朋友，因此，李立柏透過逮捕姚國驊來攻擊王叔銘。這件案子之後，王叔銘被免去參謀總長的職位。蔣經國在看完這份資料後，在日記裡寫道警備總部 「驕橫不講理，目中無人，為了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因此使政府失去民心」。
作者認為，或許蔣經國其實希望特務機關在調查中共間諜時，保持理性、客觀、公正，但是特務機關內部的鬥爭或是政治上的勾心鬥角，連蔣經國都很難瞭解與控制，甚至，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又必須依賴情報機構的資料監視政敵，以防止自己與父親蔣介石的權力被篡奪。
在白色恐怖方面的責任，蔣經國肯定不能甩掉他身上必須背負的重大的鍋，然而，作者在這方面的著墨，又讓我在國民政府與白色恐怖的連結又多了幾分了解。而當整肅中共間諜與邀功獲利或甚至是與政治鬥爭聯繫起來的時候，使得白色恐怖增添了更多的複雜性，並且也讓更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
現在我們來聽聽第三部分，也就是蔣經國在晚年所推動的本土化與民主化
1971年春天蔣經國在日記裡寫下「新舊兩代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可能發生嚴重的後果」。他深深的了解，如果他再不主動改革，「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當時台灣地區的外省人總人口只有區區的16%，並且，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由於退出聯合國以及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遭到孤立，另外，當時的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並逐漸取得國際的關注。但是，蔣經國不可能接受台獨運動成員的主張。因此，為了維持國民政府在台灣地區統治的正當性，蔣經國啟動中國國民黨的本土化工程，期望栽培與拉攏本省籍菁英進入黨內，並與政府一起推動經濟建設。
1972年蔣經國成為行政院院長，並且開始組閣。這次組閣他延攬了6位本省籍人士入閣，許多行政院的重要部門，如交通部和內政部，也都由本省籍人物把持，甚至連台灣省政府主席都改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將經國的人事佈局從台灣民眾到美國國務院，反應都普遍良好。而入閣行政院的6位本省籍人士當中，最出名的就是日後將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然而，奇妙的是，李登輝直到內閣名單正式宣佈的前一天，才被蔣經國決定延攬成為內閣閣員，美國地區的情報部門認為，蔣經國聘用李登輝是為了透過李登輝與反對中國國民黨的本省籍勢力溝通，尤其是主張民主化的勢力。
然而作者認為，蔣經國之所以聘用李登輝，主要理由應該是讓他改善行政院的農業政策，然而李登輝不但曾經是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並且也與當時的黨外人士有頻繁的接觸，因此蔣經國聘用李登輝的確也有向本省籍人士表達善意的意涵。
然而改革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由於中國國民黨本身在當時為外省籍保守派人士主導，蔣經國的本土化工程讓他們備感威脅，他們深怕他們現有的權力將會被本省籍人士剝奪，因此他們時常反對、阻撓中國國民黨的本土化。這裡有一個著名的例子：1975年8月黨外人士創辦台灣政論月刊，大力提倡台灣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這個刊物一出，馬上風行全台，許多本省籍的中產階級成為熱衷的讀者。然而中國國民黨的保守派認為，台灣政論集結了大量的本省級黨外人士、吸引了部分年輕的外省籍人士，加上中產階級為主要讀者群，這些中產階級讀者勢力龐大，讓中國國民黨的保守派勢力深感不安。因此1975年12月27日，行政院新聞局以台灣政論的內容涉嫌顛覆政府為理由，強制要求該刊物停刊一年。而在當時蔣經國對於民主化的態度，也趨於懷疑，他認為選舉是「勞民傷財而無益於民主的無聊之舉」。1976年秋天，由於停刊期限將至，台灣政論的負責人便積極籌劃復刊事宜，並且將於10月15日跟新聞局官員談論細節，然而在雙十節當天，某個激進人士的包裹炸彈炸傷了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因此新聞局取消與台灣政論負責人的會面，並且決定要求台灣政論永遠停刊。之後國民政府對政治改革的態度漸趨保守與猜忌。
1979年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由於黨外人士平常跟美國政府有很好的交情，因此當對美斷交發生後，這些黨外人士由於當時瀰漫全台的仇美情緒，成為台灣地區當時大多數人仇恨的對象，並且當時的中國國民黨保守派也藉機會撿尾刀，將國民政府轉為保守反動。
到了1985年，當時江南案對國民政府影響巨大，雪上加霜的還有著名的十信案， 當時一位立法委員蔡辰洲掏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這件事導致後來許多金融機構爆發了擠兌潮，並且間接導致經濟蕭條。十信案之後，蔣經國開始被中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環繞，與改革派產生了距離。
然而兩個重要的因素，促使蔣經國轉變立場，積極推動政治改革。第一個因素是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許多在美國地區反對中國國民黨的團體，積極遊說美國政府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國民政府釋放政治犯，並積極推動民主化改革，並且美國政府積極與當時的黨外人士交流，使得蔣經國倍感壓力。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來自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的政治改革，1979年美國政府與中共政府建交之後，鄧小平便積極推動中國共產黨內的制度改革，當時國際上對鄧小平開明的印象與國民政府的保守反動形成鮮明對比，1986年6月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並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之後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國民政府開放黨禁、報禁並且廢除戒嚴，這件事使得黨外人士受到鼓舞，並且在九月在圓山大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蔣經國得知這件事之後，要求部下「避免衝突，冷靜處理」。之後當美國地區的華盛頓郵報專訪蔣經國的時候，蔣經國借著這個機會宣布，台灣地區將會解除戒嚴，並且開放黨禁、報禁，藉此來暗示他將允許民進黨成立並且使之合法化。
1987年10月在中共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說：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當時中共打算進行黨政分離、下放權力、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在中共民主化的壓力之下，國民政府宣布開放台灣地區的平民前往中國地區探親，並且解除報禁，甚至在1987年7月蔣經國招待12位在台灣地區有名望的本省籍人士的時候，告訴他們「我也是台灣人」。
蔣經國身為當時台灣地區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對於台灣地區的民主化常常百感交集，面對本省籍人士的政治改革訴求、海外反對國民政府的人藉由美國政府的施壓、甚至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民主化，都迫使蔣經國推動政治民主化改革。然而除了本身既得利益者的身分之外，當時中國國民黨內的外省籍保守派人士的壓力，也讓蔣經國心力憔悴，再加上一些驚動整個台灣地區的大事件，使得蔣經國對於民主改革心存疑慮。然而在他過世前的一段時間，他還是毅然決然的推動政治民主化，在這件事情上，蔣經國擁有功不可沒的貢獻，他願意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並且壓住當時中國國民黨黨內的強大保守反對勢力，推動政治改革，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蔣經國是偉大的。
接下來是我自己的心得：
看完這本書，如果要問我蔣經國是什麼樣的人，我既不會讚揚也不會貶低，我只會說他是一位複雜的人，除了這本書之外我也有參考部分維基百科的資訊，在我的印象中，蔣經國給台灣地區的平民最大的負面印象來自於他身為情報機構的重要人物，甚至是領導，加上當時國民政府從中國地區逃難到台灣地區的時候，對台灣地區的平民施行的白色恐怖。但是回頭聽聽當初黨外人士的說法，會發現他們對於蔣經國的評價其實並不低，當然會有評論認為蔣經國必須對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負責，但是也有一些黨外人士認為蔣經國是國民政府民主化的重大推手，功不可沒。
這本書讀起來讓我五味雜陳，因為他推翻了我許多對蔣經國的既定印象，尤其是他與白色恐怖的關聯 ，並且由於他是蔣介石的孩子，又擔任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讓我曾經認為他的人生與仕途一定是一帆風順的，然而看完這本書之後，我有許多的觀念都改變了。當然，要以一本書就直接為蔣經國翻案，其實是流於不切實際的，的確，作者引經據典、廣泛蒐集資料這點我真的要非常的感謝作者，但同時我不希望我在看完這本書之後就直接給蔣經國定下評價，我希望之後如果真的要多了解蔣經國，我可以去多涉略其他人所出版的書籍，來看看從另外一個視角所看到的蔣經國是什麼樣的人。
總之這本書是好書，或許讀完了這本作品，你會覺得深感認同；你會覺得作者在寫三小；或像我一樣有著複雜的感覺，那都沒關係，那都是有意義的。必須講這本書我一定要大力的推薦。
經失敗人士授權(2021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