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黃仁宇：我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
我開始接觸（歷史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
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我才發現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緊密相連。

今日的中文閱讀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從學者、企業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領、學生等普通讀者均讚譽有加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無疑是最無爭議的人選之一。本書收錄黃仁宇未曾結集出版的單篇專文，曾散見於英國、美國、德國、香港、臺灣等地報刊雜誌，是窺視黃仁宇大歷史觀的最佳途徑。

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已經出版十餘本，但仍然有一些論文散落各處，未曾收入現已出版的著作中，對於喜愛黃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讀者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有鑑於此，在黃仁宇哲嗣黃培樂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多方途徑搜集整理黃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編成一冊，以補充現有版本的不足，同時也作為黃仁宇先生一百週年誕辰的特別紀念版。書名題為：《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也正是要再次彰顯黃仁宇先生強調長時間與慢結構的大歷史觀點。

黃仁宇先生的讀者都知道，他最擅長的就是以具體的例子說明大歷史的道理。他常提到「歷史的長期合理性」這一觀念，意思是說，我們看歷史最大的通病就是以個人的道德立場講解歷史。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然而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一個國家與社會之所以會與時代脫節，並非任何人的過失，我們要看的是，各時期的土地政策、財政管理、軍備情形、社會狀態、法律制度等。我們要考慮的是，能夠列入因果關係的，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的細微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要認為是次要的。

本書共收論文十篇，其中〈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明代的財政管理〉、〈中國社會的特質〉等四篇原為英文論文，由陳時龍先生譯為中文。透過這十篇過去沒有機會閱讀的文章，讀者當能更加體會上述的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