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在《興盛與危機》（增訂本）即將出版之際，我們回想這本書的寫作、出版經過，不禁感慨萬千。也許，這一過程恰好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考及其所處的時代變局的關系。

二十年前，我們剛從北京大學畢業，時值文化大革命後期高壓統治，我們開始了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思考。約在1974年前後，寫出了四萬字的研究提綱，運用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檢視中國帝制時代社會結構的周期性振蕩及其巨大穩定性的聯系，並且還討論到“文革”現象。1979年春，思想解放運動的浪潮卷起之韌．我們在紀念“五四”60周年的座談會上，提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超穩定系統假說，發育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1980年年初，《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第一、第二期連載了我們的長篇論文，論文只討論到1840年前中國帝制時代社會結構。

1980年9月，一位素不相識的女編輯闖到我們六平方米的小辦公室，自我介紹說︰“我叫胡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她請我們把《貴陽師範學院學報》上的論文，寫成一本專著。當時，我們藉藉無名，出版社憑什麼相信兩位從未寫過專著的作者？“你們寫吧，”她口氣十分肯定，“你們的觀點和方法對史學界是一個大突破，應該鼓勵學術上的創見。作為一個編輯，一生能出幾本好書，就是最大的滿足。”我們答應放下其他工作，一年交稿。

1981年9月，我們如期完稿。但書的出版是1984年4月。當初，胡凡告訴我們，湖南人民出版杜出書周期為三個月，1982年年初可出版。事實上，拖了兩年多。因為，在1981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兩次整肅中，我們的超穩定系統假說均遭到批判，被指為發結構主義史學在中國的濫觴，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在這頂政治性大帽子下，胡凡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她說︰“我這個人就是有一股　脾氣。”憑著這股　脾氣，她據理力爭，從下到上，從上到下，不知折騰了多少刨合。我們擔心這會對她的處境不利．要撤網書稿，她也不肯。1984年，《興盛與危機》終于出版時，前面加了個“出版說明”。海外讀者可能不明白．既然任何學術著作都有探索性，為什麼要加上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說明呢？事實上，絕大多數書籍前也都沒有“出版說明”。其實，這是出版社的自我保護辦法，萬一有關方面怪罪下來，可以有個交代。

《興盛與危機》出版于一個全民族歷史性反思的關頭，它立即受到讀者和學術界的重視︰國內三次加印，香港銷路暢順；1986年，谷風出版社出版了台灣版，1987年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了簡寫本日文版。1986年我們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研究一年．其間寫了《論歷史研究的整體方法》，說明我們的研究方法與馬克思主義派、帕森思結構功能派等不同學派的異同。1989年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將《必盛與危機》連同這篇發表于《知識分子》（紐約，1987年）的論文和其他評介文章，一起出版，並冠以“修訂本”的名義。其實，該版本的內容和文字均保持了湖南版原樣。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才是我們大幅度修訂過的修訂版。為了區別于風雲時代出版公司的“修訂本”，我們將本書稱為增訂本。

增訂本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也有一段曲折。

1987年我們訪美一年回國。我們這時已閱讀了不少有關文獻，這是1980年寫作書稿時所不可能讀判的；同時也看到一些對《興盛與危機》的評論。這時，胡凡又找到我們，她仍不減當年的熱情和堅定，一意請求我們修訂《興盛與危機》。她自己因為出版這本書和其他事情，已從湖南人民出版社調往江蘇人民出版社，因此增訂本決定在南京出版。我們于1988年&入修訂工作。1989年4月初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時，我們正在看增訂本的清樣。4月中旬，胡耀邦先生去世，由此引發的學生運動迅猛展開。4月底，我們回北京參加“五四”70周年的學術會議，5月中旬回港。半個月後，發掣寧震驚世界的政治風波，尚未付印的《興盛與危機》增訂本也就因此而擱淺了，一擁就是兩年。前不久．我們的朋友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先生去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杜社長詹德隆先生商議，結果決定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在此，我們衷心地感謝陳、詹二先生的支持。俗話說，好事多磨。也許，一本企圖在理論上創新的著作，不僅構思寫作要經過十余年磨煉，就是它的出版過程，也要經過風風雨雨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