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革命的真相：來自日本的視角與立場

內容簡介

如果再被孫文的空想所誤，這革命將何以處之？
……我還有兵力，我決不允許孫文踏入這（南京）城門一步！
――宋教仁

與孫文握手言和的宋教仁在憲法上的讓步，乃是最大失策。
――北一輝（本書作者）

一百年後，中國知識分子依舊在原地打轉，討論帝制和憲制。
一百年前，宋教仁和孫文關於內閣制和大總統制的分歧，在今天的台灣繼續上演。

台灣已經超越1911年革命的起點，但未能擺脫它建立的法統。
中國早就放棄它的法統，但最終要回到革命的起點。

1911年的辛亥革命（支那革命）至今已經一個多世紀。關於革命的重要性、定位和詮釋，已經被國共兩黨的黨國史觀鎖定。對台灣大部分讀者而言，國父孫中山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建立共和國家，這一形象透過歷史課本而深入人心。但關於國母宋慶齡「始終堅定的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卻幾乎隱晦不談。而中國的官方詮釋則是，辛亥革命的侷限和失敗，彰顯出共產革命的必然；故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無疑也尊奉辛亥革命為現代中國的起點。

在這一正統史觀下，支那革命和孫中山經過各種刪減、裝扮和粉飾，而最終變為現代中國的政治神主牌。

本書《支那革命的真相》，是日本思想家、政治哲學家北一輝在1920年代出版（原書名為《支那革命外史》）。日本是中國近現代史非常重要的參與者和形塑者，其視角和立場，也因此是理解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1911年革命發生時，北一輝就來到上海、南京，觀察並參與革命。他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並非狹窄的國共兩黨視角，而是從「東洋共和」的觀念出發，從而提供一款迥異於國共兩黨的「支那革命真相」。

■ 為何透過孫中山考察支那革命，是徒勞無益？宋教仁和孫中山，誰對支那革命的貢獻更大？為何北一輝認定宋教仁是被孫中山指示暗殺的？

北一輝認為，支那革命的失敗，就國內的因素言，是以宋教仁為中心的國權派從未掌握革命的主導權。而革命政府推舉了完全不熟悉國情的孫中山出任領袖。這一論斷，完全抵觸了當前遵奉的國共兩黨革命史觀。

參與革命現場的作者提出疑問：在1912年8月成立國民黨之際，孫中山被選為理事長後，他為何不到任，反而去出任袁世凱任命的「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當南北統一達成，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何以堅持與袁世凱抗衡的是宋教仁，而非孫中山？「鄙人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斷言：孫文的理想從一開始就屬於錯誤的方向，中國所希求的東西與他給出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假如這斷言是正確的話，那麽透過孫氏來考察革命運動、認識不斷發生革命的中國，就不能不說是徒勞無益了。」（北一輝）

代替孫中山而領導國民黨投入參眾兩院選舉的人，最後是宋教仁。當宋教仁贏得大選後，為何出現宋慘遭暗殺的事件？「鄙人可以負責任地說：袁世凱不是暗殺宋君的主犯，他僅僅是個從犯而已。暗殺計劃的主謀者……還有一名驚天從犯，即為世人所尊敬的某位藏鏡人（指孫中山）――此人權勢最盛之際，正是作惡最烈之時。」

「宋君躺在白色床單上的橫死臉容，又在鄙人的眼前浮現。主犯者噙著虛假的眼淚，向未知的弔唁者裝模作樣地介紹作為宋先生摯友的鄙人，其舉動實在可疑之至。……鄙人在宋君的靈前告別，淚流滿面的同時，心裡也在想道：這千古奇冤將在何日得以昭雪呢？這一切宛如昨天發生的事。每當思念湧上心頭，宋君之亡靈就不可思議地來到鄙人的身邊。」

北一輝以優美的、飽含激情的文筆反思支那革命，對於革命前後的政治問題，均提出自己的獨家看法。本書恰巧是站在國共兩黨史觀的另一端，故可為眾多民國史上避而不談的課題，提供新的思索方向。

■ 本書前半部佳評如潮，後半部則是譏評不斷。北一輝的書最終被禁；他自己更是被日本政府在1937年處以極刑――《支那革命的真相》不僅僅是辛亥革命的見聞錄，更是北一輝關於中國革命、中國政體的精闢分析之作。

據說作為大正民主主義者的吉野作造，讀了本書前半部份，特地登門拜訪北一輝。但他讀完後半部，態度又立刻發生改變！為何如此？其實從日本內部精英的角度看此書，前半部可謂是佳評如潮，後半部則是譏評不斷。

這是因為《支那革命外史》包含兩個主題，一是論述支那革命的本質，另一是申論日本政府的因應之道。兩個部分，分屬不同主題、不同撰稿時間，也獲致了兩種過然不同的評價。

本書的獨特性和重要性也恰好在此。作者在檢討支那革命時，幾乎處處以日本的維新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為參照系，並結合中國自己的政治傳統，思考革命後的國體該如何建立。「孫文抄襲美國式大總統政治的理想，從邏輯上推想，反而會背叛民主自由而讓專制登台。這種推想實際上已被他自身的經歷所證實：反對袁世凱的孫文，連在祖國居住的自由也被剝奪，不得不亡命外國。」

這是因為，「美國的建國歷程淬煉出一批崇尚自由的移民，中國數千年的歴史則鞭打出一大群奴隸。美國和中國根本是從立國精神到歷史發展方向迥然不同的兩個國家，孫文生搬硬套的空想也未經美國人的充分論證，而這也成為了革命黨在自覺方面，廣為人所知的痼疾。」

他認為，「一般人往往通過對袁世凱與孫文的人格上比較，判斷所代表的君主制與共和制，何者適合中國國情，這不能不說是非常膚淺的觀察方法。只有當袁世凱和孫文這些泡沫都被抹除之後，才能看清中國革命潮流的本質。」

■排滿興漢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北一輝始終主張，在驅逐英俄前提下的中國保全主義，並不包括滿洲。

作者認為，革命中國的真正覺醒，依賴的是東洋精神的復活。而促進、鼓勵、鞭策其復活的，正是閃耀著東洋魂燦爛光輝的日本思想。中國革命黨人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就猶如像豬一般活著、像蠅一般死去的奴隸時代的法國人，仰望具有大憲章自由的對岸英國那般。」

但在日本原本用於維持治安的國家民族主義，一旦西渡到被滿人征服的中國，就被理解成革命的科學理論。所以「滿清王朝的覆亡，並非上天的惡作劇」。滿清皇帝送一批人來日本留學，未料到這批人在日本學的竟是如何排滿興漢；「這種發展，恐怕上天也不得不為之啞然失笑吧！」

他認為，日本因戰爭而從俄國手上奪取南滿洲，毫無疑問乃是日本之正義。「從旅順山巒到遼陽荒野的十萬生靈，是日本為了徹底執行中國保全主義……在中國北境建立起真正的萬里長城。」而基於明確的法理依據而瞭解南滿洲的主權，對今後的中日兩國而言都至關重要。「新興的漢族政權，如果想要奪回亡清所失去的領土，恐難免干戈相見。」

作者也從滿漢的角度看待袁世凱。「袁氏雖為漢人，卻沒有智慧來考慮，自己與排滿興漢的大潮流背道而馳，是否為可行之策？」在亡國階級生活中打轉的袁世凱，所做的一切事，也離不開亡國階級的範疇；但他恰恰欠缺維持舊道德的誠實良心，缺乏作為忠臣義士應有的道德理念；他既害怕革命的風潮，又沒有膽略立在革命的風頭浪尖之上。一言以蔽之，袁世凱不過是一名熱衷於復出的官迷而已。

■本版邀請日本、中國、台灣三方的歷史學者深入撰寫五萬字導讀，從三種不同立場和角度，回應日本知識分子北一輝眼中的支那革命！

日本學者六辻彰二、中國知識分子傅國湧、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為本書撰寫導讀，從各自的語境和所在社會的問題意識出發，分析本書和作者北一輝的價值。對於六辻彰二而言，理解北一輝的思想對日本近代史的影響是其重點。某種意義上，他看待支那革命這本書，看到的是一個日本思想家把他的理念在中國之投射和失敗的實踐。

傅國湧特別針對中日關係而思考。「由北一輝其人和他參與中國革命十三年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中日命運共同體，或者說東亞命運共同體，而不僅是一個孤立的中國和孤立的日本。……中日兩國的革命者有著精神血緣上的聯繫，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為模式上、經歷上，都有相當的相似性。」

「北一輝對孫中山革命地位的否定，當然抵觸了當前海峽兩岸遵奉的國共兩黨革命史觀。至於這樣的論斷是否公允，得由讀者各自判斷。但無論如何，有鑑於民國史的曲折發展，他的見解似乎可為吾輩提供眾多參考的線索。」「只是，此書恰巧是站在與國共兩黨史觀對立的另一端，縱使觀點有其偏頗一面，依然可為眾多民國史上避而不談的課題，提供新的思索方向。這一點，即為今日重讀、研究《支那革命外史》的價值所在。」（黃自進）

作者簡介

北一輝（1883年－1937年）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政治哲學家。他二十三歲時，自費出版《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剛出版就被禁止發行，後來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綱領性文件。

1906年他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應宋教仁之邀，參與中國革命，活動於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提供大量建議給革命黨人。1913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輝自組調查團，意圖調查真相，最後遭日本駐上海領事勒令返國三年。1916年，驅逐令滿期，他再次來到中國，並在上海撰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一書。1921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1937年8月，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變的思想主導犯正式起訴，而遭槍決。

北一輝的爭議，在於他的多樣面貌。早年，他是一個狂熱的社會主義信徒，以反建制、反皇權而獨領風騷。中年時改倡「國家社會主義」，認為人類在追求社會正義之時，不應有國境之分。在北一輝所構思的東亞新秩序中，日本應接收俄國在東亞的疆域以及英國在亞太地區的殖民勢力，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建構先驅。
董炯明
浙江紹興人，浙江大學畢業，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曾任機械工程師和月刊編輯，現為自由撰稿者和日文翻譯。日文譯作出版遍及中港台，包括科技書籍及推理小說，逾四十多部。本書的第一到九章，及第十四章由該譯者翻譯。
王敬翔
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博士，現任國立聯合大學、國立陽明大學、臺北城市科大、致理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以教授日文相關課程為主。同時從事中日文翻譯工作，亦以臺灣日治時期之翻譯為研究主題。本書的第十到十三章由該譯者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