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獨裁，是一種結合了歷史、政治，以及人格特質的綜合產物，往往牽連甚廣，小至團體、大至國家，甚至半個世界。了解20世紀歷史，「獨裁者」是個不可缺少的角度，而史達林無疑是20世紀重要的獨裁者之一，自1929到1953年去世前一刻，始終手握蘇聯政府最高領導權。他的所作所為徹底改變、甚至糟蹋了數百萬人的命運。根據本書作者的估算，在他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掌權期間，每年至少有上百萬蘇聯人民被監禁或遭到處決；因史達林錯誤政策所導致的大饑荒，更直接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死亡。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史達林成為一個如此殘酷冷血的獨裁者？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以蘇聯解體後開放的大量檔案資料，全新的視角，為讀者細細勾勒出史達林其人，及身為極權者的人物肖像。本書拉出兩條敘事軸線，在每個章節交錯呈現──主線是這位獨裁者的生命史，從史達林的成長、爭權、獨裁和死亡，敘述了帝俄晚期革命運動一直到蘇聯「前半生」的故事。穿插其中的副線，則是以史達林生命盡頭的最後幾日為引，延伸出一系列主題性的短章，由不同的角度切入，生動描繪史達林的「個人特質與權力體系」，呈現了相對於大敘事的另一個蘇聯歷史。

書中沒有將史達林神格化、塑造其為仁者或是惡魔，反將此極權者一生中諸多的爭議事件一一解碼；並藉由蒐羅彙整無數從未面世的史達林私人信函、備忘記事、報告及私人日記，描繪出史達林的個性、偏好、意識形態信仰、權力鬥爭的邏輯、與政敵和手下的互動等，一窺這位左右世界歷史的獨裁者人生的全貌。

本書不僅是一本獨裁者的傳記，更是一部史達林體制的歷史；提供了我們對這位獨裁者，以及其時代的全新想像。

21世紀的俄羅斯會重蹈20世紀的覆轍嗎？這是作者在書裡的最後一句。他指的是俄羅斯，但或許，全世界都可引以為戒。

得獎與推薦記錄

在帶領讀者了解史達林邁向權力頂峰過程的同時，作者生動地勾勒了其他布爾什維克與蘇聯黨政領袖人物之間的互動。這些人在革命理想與權力競逐之間的拉扯與取捨，與黨政高層之間爾虞我詐的合縱連橫，自然是本書的重要主題。另一方面，作者不只報導宮廷內鬥，也深入淺出地討論布爾什維克派在俄國革命勝出的原因、蘇聯高層政治的運作模式，以及在史達林等人領導下，蘇聯社會與經濟代價高昂的劇烈變化。——夏克勤，本書導讀

賀列夫紐克去蕪存菁，凸顯那些新近公布、揭露更多細節的資料，從而拼湊出一幅比以往任何時刻更加精準且完整的圖像，讓讀者清楚地看見了史達林，以及那個創造了他、之後又被他無情地予以再造的國家。──Foreign Affairs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所提供的資訊，無論量或質，都超過其他所有史達林的傳記。──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賀列夫紐克無疑是俄羅斯最好的蘇聯史研究者。他在這本傳記中，以他的經驗和天分為蘇聯「無所遁形的管控」專制（’micromanaging’ despot）提供了一幅創新且令人信服的圖像，裡面涉及恐怖、戰爭、勝利，同時也為戰後的悲慘歲月提供新的觀點。賀列夫紐克生動地描繪出史達林的政治與私人生活、他和他的小圈圈的關係、他的家庭和「蘇聯人民」、他的智識和領導國家的方式，以及他的殘酷和他所建立的權力體系，讓我們對歐洲那最黑暗的數十年有了更深刻的了解。──Andrea Graziosi，Histoire de l’URSS作者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 1959～）

莫斯科「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深研究員，專長領域為史達林主義，研究史達林逾二十年。他以新近公開或解密的檔案史料，諸如：史達林私人信件、備忘便條、政治局文件、國安機構資料等為基礎，建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論述。著作尚有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2005）、In Stalin’s Shadow （1995）等。

譯者簡介

陳韻聿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碩士。有數年台俄媒體和藝文界經驗，目前為俄文譯者、自由撰稿人。

為獨裁者立新傳：以歷史事實對抗當代政治神話（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摘錄）

一本好看的傳記

俄國歷史學者賀列夫紐克在國際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同行公認，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熟悉史達林時期蘇聯檔案史料的專家。以他數十年檔案研究的功力，與對俄羅斯境內外相關研究的廣博知識，來撰寫一本雅俗共賞的史達林傳記，是最適合不過了。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充分地體現了賀列夫紐克在學界中，長期為人稱道的淵博卻謙遜的學術風格，同時又展示了他高明的敘事技巧，以及在冷靜節制中暗藏反諷的機鋒。以知識淵博、檔案堅實、綜覽學界研究等詞，來形容作者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或許會讓一些讀者擔心，以為這又是一本書呆子寫給其他書呆子，枯燥晦澀，只適合放在書架上向訪客炫耀的催眠書。事實上，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傳記。無論對俄國史或蘇聯史是否熟悉，這本《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對所有讀者來說都有可觀之處。在流暢筆調之下，作者以堅實史料為基礎進行論證，卻又不掩蓋傳記該有的敘事本質；他用簡潔的筆法描述史達林各種讓人毛骨悚然的作為，不渲染卻更有震撼力。這是少數史家才有的功力。雖然主題沉重，閱讀這本書，對我來說卻是個「享受」。當然這也要感謝譯者所下、令人佩服的苦功，讓中文讀者得以一饗這精彩的高手出招。

賀列夫紐克很客氣地給本書一個不浮誇卻清楚實在的書名，《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但其結合作者精細的檔案研究，和近二十餘年（蘇聯檔案開放後）學界的研究成果，其實是以政治為主軸綜觀蘇聯前半的歷史。史達林是不擇手段、殘酷無情、草菅人命的獨裁者，他個人對於蘇聯及其人民的影響既深且遠。別的層面不提，因為他的決策而在非戰爭時期枉死的平民，至少有數百萬。光是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帶來的大饑荒（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就造成了五百到七百萬人餓死。如再加上因為他的錯誤決策造成大量軍民在二戰及戰後饑荒中的傷亡，喪生人數遠遠超過三千萬。因此，寫史達林的傳記，不可能只描述他個人的生活、思考，與行動。但若要把一本人物傳記，提高至探討一個時代歷史的層次，挑戰不可謂不小。

作者寬廣的視野、淵博的知識，和對於同行研究的慷慨尊重，這時就派上了用場。在帶領讀者了解史達林邁向權力頂峰過程的同時，他生動地勾勒了其他布爾什維克與蘇聯黨政領袖人物之間的互動。這些人在革命理想與權力競逐之間的拉扯與取捨，與黨政高層之間爾虞我詐的合縱連橫，自然是本書的重要主題。另一方面，作者不只報導宮廷內鬥，也深入淺出地討論布爾什維克派在俄國革命勝出的原因、蘇聯高層政治的運作模式，以及在史達林等人領導下，蘇聯社會與經濟代價高昂的劇烈變化。蘇聯史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例如新經濟政策（NEP）的起落、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強制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的大恐怖、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德蘇大戰、成為世界強權後的國際布局，和二次大戰後國內一波接著一波的整肅，作者也以史達林為中心，結合宏觀的脈絡分析、高層政策與權力算計， 與畫龍點睛的小故事，提供他獨到的見解。

史達林喜歡看電影，尤其喜歡在晚上邀請一小群同志觀影論片，然後喝酒吃飯（通常是自助餐）。酒酣耳熱之餘，有時還會一起唱歌跳舞到清晨。這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世紀有點餘暇、閒錢與教育的階級常見的休閒活動。但到了作者手上，這看似平凡的聚會，卻成了了解史達林統御下屬，以及黨政高層浮沉的關鍵。受邀看片，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信號；沒被邀請， 就是失勢了。看電影成了交換資訊與意見，討論重要決策的場合。看片小會儼然是蘇聯的最高領導核心。

為了引導讀者在以高層政治發展為主軸的大敘事，和見微知著的細部描繪或分析之間能夠自然地轉換，賀列夫紐克採取相當有創意的二重敘事結構。這本傳記以史達林的成長、爭權、獨裁和死亡為主線，敘述了帝俄晚期革命運動到蘇聯「前半生」的故事。穿插在這些按照時間先後編排的章節之間的，則是以史達林生命盡頭的最後幾日為引子所延伸出的間奏曲。這一系列主題性的短章，生動地描繪史達林的「個人特質與權力體系」，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呈現了相對於大敘事的另一個蘇聯歷史。在這第二層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電影派對的政治意義；恐怖統治的運作模式，與駭人聽聞的受害者數字（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五二年之間八十萬人被槍決，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之間五百到七百萬人死於饑荒，史達林治下「每年平均有一百萬人被槍斃、判入勞改營或流放」）；史達林閱讀偏食症與其簡化、保守的思考習慣；他那讓身邊手下提心吊膽又感激涕零的統馭手腕；我們看到了政治動物之外的史達林：他是滿身病痛但不聽醫囑的工作狂，也是一個寵愛兒女卻又對之失望的父親。
史達林是聰明的組織高手，善於理性算計，在許多方面都堪稱「正常」。但一個「正常」 人的施政，為何帶來如此瘋狂的後果？賀列夫紐克避開了簡單、似是而非的答案，尤其是關於史達林精神病理的揣測。《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呈現給我們的，是以檔案證據為基礎的複數側寫，和相互呼應的二重敘事。史達林的個性、偏好、意識形態信仰、權力鬥爭的邏輯、與政敵和手下的互動、政治體制的限制、國內外大環境的客觀政經條件、地緣政治的野心，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與相互形塑，都被納入考慮。作者甚至謙稱，讀者可以自行決定如何解讀這本書。換句話說，作者有自己的論證與關懷，但他邀請讀者來參與他論證的過程，而讀者也可決定要怎樣與本書對話。面對史達林這般複雜的課題，一部好的歷史作品，不可能、也不應該提供像口號一樣簡單的、單一因素的標準答案。

在高層政治之外，書中那些看似作者隨手拈來的小細節，也給讀者機會一窺史達林統治下的平民生活。例如在一九五二年，即便蘇聯已晉升核武大國，經濟狀況也有改善，人民卻平均每六天才能吃到一顆蛋；在鄉間，甚至可能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小朋友，因為沒有足夠的衣服，冬天無法出門上學。賀列夫紐克告訴我們，這始終低落不振的生活水準（「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幾乎每一年都在挨餓」），其實是人民在高壓恐怖統治的表面平靜之下，仍時時對政權表達不滿、反政府情緒始終存在的重要因素。二戰後，蘇聯晉身為新的世界強權，也很快地追上美國在核武等軍事科技的進展，史達林卻堅持推動一波波的新整肅。這般毫不放鬆的恐怖統治，除了「壓迫製造更多壓迫／舊迫害需要新迫害來合理化」的邏輯之外，也跟此心腹大患有關。作為一本傳記，這本書的內容其實更是高明的政治史；雖然以政治史為軸， 作者又適時地加入對經濟、社會，與日常生活的描述與討論。加上其可讀性高，也難怪美國有些大學部的蘇聯史課程會採用本書作為指定閱讀了。

新檔案，新政治史

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本書成為蘇聯史課程指定閱讀一事感到驚訝。畢竟，西方史學界主流先是在一九六○年代以降經歷了社會史觀點和方法的興起，「從下到上」寫史，聚焦社會下層或邊緣群體的研究蔚然成風。一九八○年代中期後，又再經過注重語言、符號和象徵的新文化史洗禮。西方人回頭寫高層政治史，甚至是帝王將相的傳記，還當成大學部教材，對於長期焦慮要「跟上」西方新方法、理論、議題的中文知識界與文化界來說，豈不是一大諷刺？

除了博學好看兼具的教學實用性，賀列夫紐克受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之邀所撰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事實上代表的是史達林時期蘇聯史研究的新趨勢：回頭關注高層政治，但是方法與觀點已經翻新。

過去五十年來俄國之外的史達林時期研究，大抵歷經了三種典範的競爭。首先是受到鄂蘭、弗里德里希等人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學說影響，學者關注蘇聯黨國體制，研究它如何利用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完全支配無力抵抗的社會，乃至擺布個人生活各個層面。在這個典範下，無論是研究高層政治鬥爭，或是探討基層社會如何被黨國重塑，很自然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機器的行為，與黨國領導人的思想與決策。此一典範的研究，也難免沾染冷戰時期意識形態辯論的色彩。

一九七○年代末，社會史「下而上」的觀點，與不預設國家為歷史中心的取徑，開始改變對史達林時期的研究。出身澳洲，長期在美國任教的菲茲派翠克可以說是這個典範的旗手。她一九七九年的名著《蘇聯的教育與社會流動》，結合政治與社會史，顯示蘇聯的教育與人事政策刻意提拔工人階級背景的新人，在各行各業取代「資產階級專家」；此政策的確創造了一大批對史達林政權忠心耿耿的公民。一九八○年代，一批年輕的史家加入她的行列，研究如農民、礦工等社會群體，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這一批學者強調，史達林時期的民間社會和個人並不是任國家宰割的羔羊。史達林時期的民眾主動調適，利用新體制提供的機會謀求發展，增加自己的優勢。平民也利用不同的管道，抗議甚至抵抗國家的介入。這些社會史家強調史達林時期已經是可以進行冷靜分析的歷史；他們認為學術不需要沾染前一代、以研究支援道德批判的冷戰風氣。這種強調歷史研究應該就事論事，下層人民既是獨裁政權受害者也是支持者、獲益者的觀點，在一九八○年代曾引起激烈的辯論。有些受到極權主義典範影響的學者，指控社會史家是為史達林及其政權辯護的「修正派」。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後，由於大批官方檔案開放，史達林時期的社會史研究更加蓬勃。但是另一個受到後結構主義與人文學界「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啟發的新典範，也隨科特金一九九五年名著《磁山：作為一種文明的史達林主義》的出版逐漸成形。受到傅柯的影響， 此派學者強調意識形態在蘇聯社會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認為權力的運作無所不在，且常以人民的自我規訓顯示其效力。史達林治下的蘇聯人民不只工具性地利用官方意識形態，在職場或生活中牟私利，或是在與官方打交道時表現自己的忠誠可靠。他們的確誠心地使用官方意識形態與詞彙，理解自己的生活與周遭的世界。當黨國機器企圖由上而下、完全地支配人民的同時，人民也透過在自己的在地脈絡中「學說布爾什維克話」（speaking Bolshevik），重新詮釋了官方意識形態。此派學者認為，史達林獨裁政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透過語言與意識形態一同建構，協力維持的。

一九九一年以來，受不同典範影響的歷史學者，有時利用新史料，在原有的研究取向上擴張他們的研究課題，有時則開發如環境史等全新的領域。但近十餘年來最有趣的發展，是在不同典範下互相競爭的歷史學者，不約而同地轉向研究史達林時期的高層政治，重新檢討史達林本人的影響。「修正派」社會史家的教母菲茲派翠克出版了《史達林的團隊：在蘇聯政治刀口上討生活》。在磁山鋼鐵城觀察日常「史達林文明」的科特金，也計畫了三卷本的《史達林傳》（目前出版了九百七十六頁的第一卷Stalin: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和一千一百八十四頁的第二卷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而這本「僅僅」七百頁的《史達林： 從革命者到獨裁者》，非但不是走回頭路，更是新趨勢中的佼佼者。就篇幅與可讀性而言， 本書對學界內外的讀者，幫助或許更大。

不同典範的代表性學者紛紛關注高層政治，並不讓人意外。隨著官方檔案逐漸開放，許多長期受限於史料瓶頸的題目，例如政治鬥爭的細節，與史達林整肅的確切社會、經濟後果， 現在都有了解答。久無定論的疑案，例如史達林本人，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大恐怖殘殺潮的角色（是因為獨裁者大權在握可以為所欲為？還是因為史達林「只」是個弱勢獨裁者， 才讓整肅一發不可收拾？），現在也能利用可信度高的檔案史料，進行深刻的詮釋與實質的辯論。史達林塑造了蘇聯前半的歷史；與他相關的檔案陸續開放後，不同派別的歷史學家「跟著史料走」，研究史達林和蘇聯黨國高層。二十餘年來，史料整理與專題研究已有可觀的累積。再下一步，就是利用這些成果書寫綜合式的蘇聯歷史，提供學界內外完整的新敘事與新詮釋。誠如不屬於任何前述典範的作者所說，新研究累積出的新共識，已經到了可以「寫出全新風貌的史達林傳記」的階段。這不是理想中按部就班、以專業研究的發展來推進普及知識的改寫與更新嗎？

這一波政治史寫作潮流，並非老式「帝王將相」敘事的還魂。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中，作者的確使用會議紀錄、備忘錄、上級向下級命令、下級向上級的報告、公私信件，與回憶錄等常見政治史史料。但他也使用公文收發紀錄、訪客登記簿等過去不被重視的「瑣碎」資訊，以日常生活史家般的偵探技巧，重建史達林在決策時，到底倚賴那些手下、使用什麼資訊，以及他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本書在第六與最終章，數次以人民上書的請願、抱怨、舉發信，討論社會實態、官僚運作、人民心態與官民互動策略，以及史達林對於民情的認識與他的基本心態。這些其實是社會史家慣用方法與史料，也是「史達林作為一種文明」典範下常見的研究路徑。〈閱讀與思索的世界〉這一主題式短章，重構史達林的閱讀習慣、私人藏書、藝術品味及語言風格。在此我們又看到，作者巧妙運用閱讀史與思想史的方法和洞見，把史達林的思維習慣與布爾什維克的世界觀，連結到他在政策上的選擇與政治鬥爭操作模式。對負責任的歷史學家來說，重建歷史人物想法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一向是相當艱難的挑戰。本書可說是個值得參考的模範。新一代的史達林時期政治史，的確改頭換面了。